不用申請，不公布名單，餐費“偷偷”打到卡裏。幾天前，浙江大學300餘名學生收到一條來自學校黨委學生工作部的短信：學校根據2022-2023學年冬學期校園卡消費數據統計分析，發放2023年3月的隱形夥食補助至“一卡通”，每人發放200元。
據報道，浙大還在探索將校內yabo2020 場訓練的場館費等納入“暗補”，鼓勵學生開展多樣化的yabo2020 鍛煉。
近年來，探索新型學生補助模式的大學，不止浙大一所。據媒體報道，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上海大學、湖南科技大學等多所高校都在向食堂消費次數多、平均消費額度低的學生發放餐補。還有網友在相關新聞下留言，表示自己的大學也在提供這種形式的補助，隻是沒有對外宣傳。
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麵勝利的背景下，高校學生資助、補助如何繼續開展，如何讓真正有需要的學生得到經濟支持，免除學習的後顧之憂，需要轉變工作思維和工作方法。高校以食堂消費情況為依據為學生提供“暗補”，不僅讓受助學生感受到公平與溫暖，也得到了網友點讚。
數據不會說謊。如果一個學生經常到食堂消費，而單筆消費量和每月消費總量都明顯低於同校學生的平均水平，那麼他（她）很有可能麵臨一定程度的經濟困難，至少能說明其吃得不夠精細、不夠有營養。讓學生吃得健康，是學生資助工作的直觀性和有效性的體現，把錢花到了“刀刃上”。
餐費“偷偷”打到卡裏，也有助於保護學生的隱私與尊嚴。一個學生家庭經濟狀況差，個人生活遇到困難，是無關其學業能力的個人隱私。學生資助工作理應在不造成這些隱私信息擴散的前提下，幫助學生克服困難。不用申請就能獲得補助，也有利於維護學生尊嚴，免於求助的“羞恥感”。
過去有一段時間，學生資助工作在幫助眾多寒門子弟完成學業的同時，也曾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爭議。比如，有人在老家打個證明，被學校認定為“貧困生”以後，就享有各種補助、“福利”，實際上部分受資助對象生活沒那麼“差”，引發了新的不公。客觀來說，高校確實很難直接核實學生經濟情況，傳統的“申請-蓋章”模式，難以保證資助工作的效度。
正因如此，教育部在2019年宣布，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申請表不再需要找當地居委會等部門在表上蓋章，改為個人承諾並簽字。這並不是取消認定環節，而是通過靈活“把關”，實現精準認定、應助盡助。如今，困難學生認定已實現與扶貧、民政、殘聯等部門的數據共享。教育部門也曾強調，通過了解學生的日常消費情況等途徑來提高認定精準度。
依據食堂消費情況補助餐費，滿足的隻是學生基本的生存健康需求。社會對“困難”的判斷依據在逐漸改變，對大學生成長成才的衡量標準也在改變。學生資助工作與時俱進，要考慮困難學生的發展型需求。
比如，大學生在校期間有眾多校際交流和實踐機會，這些基本課堂學習以外的活動通常需要支付額外費用。困難學生能不能出國交換，參加學校組織的社會實踐、遊學等活動？答案是肯定的。學生資助工作關注這些有利於學生全麵發展、拓寬眼界的領域，也是教育實現機會公平的體現。
再比如，除了食、住這樣的基本消費，學校運動場地要收費，大學生課餘欣賞電影、戲劇，參加各類文娛活動，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支出。讓困難學生成長為符合全麵發展要求的人才，不能隻看他們“學得怎樣”“吃得怎樣”，還要關注其“玩得怎樣”“和同學相處怎樣”。
對此，浙江大學已表態將探索把學生在校內運動場館的消費納入“暗補”。避免讓困難學生“掉隊”，不局限於保證其學習機會、基本生活水平，而要為其提供包括人格、品質、精神麵貌等方麵的支持。為此，學生資助工作理應日益精細，不斷創新，在滿足豐富多樣的學生需求的同時，也堅守公平公正的底線。（王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