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資深記者 鄒佳雯

新研究顯示，近20年裏，上海的老年家庭“偶居空巢化”一直處於長三角三省一市中的最高位。“偶居空巢”指的是子女離開原生家庭，使得家中僅剩父母。

上述結論來自2024年3月刊發的研究文章《長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空間特征及影響機製》。該文作者來自華東師範大學人口研究所和河南大學經濟學院，研究基於2000-2020年長三角人口普查中老年家庭戶數據測算，對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及空間特征進行了刻畫，並探討了影響機製。

2000-2020年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空間格局  本文圖片來源均為論文配圖

研究發現，長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在20年間變化劇烈，安徽省起點低但增幅最快，浙江省與上海市在近10年裏增長明顯放緩。

“空巢”指家庭中子女離開使原生家庭進入僅剩父母雙方或單方長期居住的家庭發展階段，包含老年空巢家庭和年輕空巢家庭的多種形式。該文的老年家庭為至少有一位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的家庭戶，僅老年夫妻同住的家庭戶歸類為偶居空巢，僅一位老人居住的家庭戶歸類為獨居空巢。

“目前，長三角正經曆著深度人口老齡化和劇烈家庭變遷的過程。增長的老年群體和加劇的成員居住分散現象，使得老年偶居和老年獨居家庭規模日益擴大。此外，隨著死亡水平不斷下降、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期，未來老年家庭空巢態勢將更趨嚴峻。”文章如此寫到。

長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變化劇烈：安徽省增幅最快

該研究顯示，2000-2020年，長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整體隨時間發展顯著提升，空間上大致呈現由北到南遞減、南北高中間低的轉換特點。

2000年，長三角整體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為28.62%，浙江省高出長三角整體水平6.5個百分點，安徽省則最低（比長三角整體水平低4.72個百分點)，說明長三角地區在省市層麵上已有明顯分化。到2010年，長三角省市間老年家庭空巢水平漸趨提升且差異在相對縮小。

2020年，長三角整體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相比2010年繼續提升到47.8%，安徽省則增長到49.1%（後十年增長14.75個百分點，為四省市增長之最)，浙江省增長到48.96%（後十年僅增長4.58個百分點)，上海市與江蘇省也超過46.5%，說明後十年各省市老年家庭空巢水平依舊持續上升、尤其安徽強勢攀升，而浙江省與上海市增長明顯放緩。

2020年，在地級市中，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均超過35%，舟山市、寧波市和亳州市是長三角地區老年家庭空巢水平最高地區，同時其他空巢化大於50%的地級市也主要集中在安徽與浙江。

綜上，長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在20年間變化劇烈，安徽省起點低但增幅最快，浙江省起點高但增幅相對緩和，部分地級市(如亳州市等)增長過於迅速，作者認為這需加大關注。

獨居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空間格局變化方麵，2000年-2020年，獨居老年家庭空巢水平隨時間遞進不斷提升，空間上大致以杭州-嘉興-上海一線為界，形成南高北低到低值團塊聚集轉換的特點。2000年、2010年、2020年，長三角整體獨居空巢化分別為14.49%、19.32%和23.11%，安徽省獨居空巢化由最低變為最高(分別為11.19%、17.23%和24.83%)，浙江省獨居空巢化曆經倒“U”型變化且起點高(分別為20.1%、25.03%和24.73%)，上海與江蘇則相對小幅平穩增長，表明20年間長三角整體的老人獨居率提升較快且省際差別懸殊。作者經過分析認為，舟山市和皖北部分地市需要更重視獨居空巢化問題，減緩其對社會經濟的衝擊。

偶居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空間格局變化方麵，2000-2020年，偶居老年家庭空巢水平也呈現隨時間遞增趨勢，空間上則由中間低兩端高向全域均高轉變。2000、2010、2020年，長三角整體偶居空巢化分別為14.13%、19.63%和24.69%，上海市偶居空巢化一直處於三省一市中最高地位，數值由15.6%增加到27.24%，安徽省偶居空巢化雖起步低但增長顯著，20年間增加了11.56個百分點，浙江與江蘇則相對小幅平穩增長，表明20年間長三角整體的老人偶居空巢化增長明顯且存在顯著的省際差別。

人口“生產”與“消費”錯位，助推老年家庭空巢的增長

影響機製方麵，文章得出結論：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影響因素的內生變量中，老齡化和出生率對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死亡率和人口流動強度存在負向作用。

長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影響機製和傳導路徑

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顯著提升老年家庭空巢化水平，是長三角老年家庭空巢化演進的主要內生變量。1982年以來，上海首先邁入人口老齡化，江蘇、浙江、安徽在2000年前後也相繼進入老齡化社會，不斷壯大的老年群體，為老年家庭空巢形成奠定基礎。

出生率顯著正向影響長三角的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即相對高生育率地區也具有較高的空巢率；皖北、皖中、蘇北、浙東南等地生育率較高，是長三角主要的“人口生產來源”，而上海-南京-杭州環線內城市是主要的“人口消費市場”，“生產”與“消費”的錯位，使得較高生育率地區的老年與青年成員分居成為常態，從而助推老年家庭空巢的增長。

死亡率和遷移強度降低會提升老年家庭空巢化。死亡率降低意味著人口預期壽命延長，老年空巢期也會相應擴張；遷移強度通過流入人口數量代理，遷移強度越高，該地對人口的吸引力越大，這不僅涉及青壯年勞動力的選擇，還對老人和兒童的生活方式產生影響，一方麵使引力區的人口結構較易從外部獲得優化機會，如上海-南京-杭州環線內城市通過外在勞動力補充，維持了人口結構的相對穩定，延緩老齡化進一步深化的速率，另一方麵導致越來越多的老人和少兒隨遷，減緩了老年家庭空巢快速上升的趨勢。

此外，文章指出，外生變量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傳導方式影響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即存在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總體效應為直接與間接效應的和。其中，經濟要素顯著地通過老齡化作用於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如在追求更好的物質條件和機會情況下，經濟發展差距會自發引導人口流動，重構不同區域的人口結構和家庭成員居住模式，最終作用於老年家庭空巢水平。

值得關注的還有，城鎮化對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呈現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但總體間接效應不顯著。間接效應分量中，城鎮化主要通過降低出生率方式降低老年家庭空巢水平。一方麵，城鎮化的進程，也是思想觀念變化的過程。城鎮化助推個體主義的興起，弱化傳統“養兒防老”觀念與功能，青年群體更多以自我需要為中心而離巢發展，老年群體不得不被迫或主動接受空巢現狀。另一方麵，城鎮化過程引起社會經濟環境的巨大變革，人口的生活條件和生存壓力在矛盾中交織上升，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提高，放大人口的生育自覺性，促使生育意願和出生率降低，進而作用於人口結構，最終傳導至老年家庭空巢水平。

研究者進一步指出，長三角人口老齡化和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程度均較高，但內部差異顯著，形成養老需求“大而有別”的狀態。就長三角而言，上海及環太湖地區城市是區域乃至全國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彙集中心之一，本地人口外流較少，家庭成員分居程度相對較低，但受超前的都市文化和現代性主義的持續影響，老年人獨立居住傾向愈發明顯，老年家庭空巢程度隨時間加深。

“麵對老年家庭空巢新常態的趨勢與特征，如何有效識別不同區域老年空巢水平及其演變將成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政策的重要前提。”文章最後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