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到，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1978年後，中國一再強調“開放”一詞，清楚地表明麵向世界經濟、支持經濟全球化是中國政策的一大重心。這既是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也是從世界經濟利益出發。

二戰後，受益於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世界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從1978年到2022年，世界人均GDP增長313%，生活水平平均增速亦大致相同。中國人均GDP增長3033%，其他大型“全球南方”國家——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等，以及其他國家人均GDP增長也非常快。

經濟全球化促成了人類曆史上最大程度的減貧。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已有12億人擺脫了世界銀行定義的國際貧困線——首先是中國的8億多人，其次是印度的2.4億人，然後是越南的3000萬人和其他國家的近2億人。

這些成果表明，一些西方媒體宣稱“中國正在轉向封閉，尋求與美國和歐洲脫鉤”的說法極其荒謬。當“開放”給中國帶來這樣的成就時，轉向封閉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與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一樣，中國希望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因為經濟全球化給它帶來了亮眼的經濟發展。

相比之下，美國和歐洲正在轉向封閉——對他國加征關稅、在技術領域濫用製裁等。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議對美國進口的所有商品征收至少10%的關稅。

因此，世界正在形成一種模式：中國和其他“全球南方”大型經濟體GDP快速增長並追求經濟全球化，美國和歐洲則轉向封閉並自食其果——美國GDP年均增速略高於2%，歐洲為1%。

“開放”，即經濟全球化，在中國和“全球南方”取得如此成功，是因為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行事順應經濟全球化進程，而美國和歐洲卻沒有。

經濟全球化印證了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的觀點——一個試圖純國內發展、與國際貿易相對隔絕的國家，不會以盡可能快的速度發展，因為它將不可避免地壯大低效經濟行業。

沒有一個國家生產所有東西都可以實現最高效率。如果它試圖搞保護主義/自給自足，就會浪費資源在生產可以從國外更便宜買到的東西上。因此，要實現效率最大化，一個經濟體應該專注於生產效率最高的產品，並通過將這些產品與其他國家生產效率更高的產品進行交換，來參與全球分工。

原則上國際分工與國內分工沒有什麼不同。國際貿易是專業化和勞動分工優勢的一個方麵。一個國家要想在國際貿易中取得成功，就必須追求以下這些其他優勢。具體而言，它必須通過對運輸、通信和其他基礎設施的投資，使國內勞動分工程度日益提高成為可能。它必須將越來越多的資源分配給專業研發，越來越多地對員工進行教育和技能培訓，尋找最便宜的能源供應商。它還需要和平的環境，以便促進貿易發展——這意味著奉行旨在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因此，內政外交政策必須一體化。

這是中國，也是其他成功的“全球南方”國家所做的。中國和東盟生動踐行了這一點。這使經曆了朝鮮戰爭、越戰等嚴重軍事衝突的東亞成為一個同時擁有國際貿易、投資與和平的地區，從而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它們奉行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國內政策。

美國和歐洲則與此相反。美國的基礎設施已經破敗不堪，而其GDP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軍事和效率低下的醫療係統上，與任何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美國醫療費用占GDP的比重更高，預期壽命則更低。歐洲沒有尋求和平發展，而是聽任北約挑釁性地東擴，在烏克蘭引發了自1945年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衝突，並切斷了西歐與其最廉價的能源來源——俄羅斯的聯係。

可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方麵取得了成功，因為它們奉行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內政外交政策。美國和歐洲奉行的政策背離經濟全球化發展邏輯，因此遭受失敗。

希望美國和歐洲能改變政策。但現在是中國致力於推進經濟全球化並取得成功，而它們則在轉向封閉。（作者是英國倫敦市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