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的說法,奈頓在今年3月26日的興奮劑賽外檢測中被查出呈類固醇(群勃龍)陽性,而這是由“運動員食用了受汙染的肉類引起的”,因而決定不對其實施禁賽處罰。然而群勃龍並非常見汙染物,它可以起到增強爆發力的作用,但副作用也很大,因此很多國家都明令禁止食品動物中使用群勃龍,它在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禁用清單》中被明列為非特定物質。近年來,全球測出過的數百起群勃龍陽性案例,絕大多數都是基於4年禁賽的標準予以處罰,為何奈頓偏偏例外?這種小概率事件又是如何“恰巧”發生在奈頓身上的?
特別是,在奈頓案件中,所有調查結果均來自USADA的一家之言,其真實性有待WADA的核驗。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關奈頓的“無罪聲明”目前已被USADA從官網中撤稿,一並被撤稿的還包括其過往無過錯汙染案件的聲明與報道。這一連串蹊蹺動作不免引發猜測,USADA需要回應外界對整件事各個環節的質疑和關切,而奈頓作為一個有著高度嫌疑的選手,也應該受到更加嚴格的反興奮劑監管。
長期以來,由於美國在反興奮劑領域“隻能我查你,不允許你查我”的霸道做派,導致其國內的反興奮劑工作程序和標準參差不齊,對美國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處理也極不透明,形成了巨大的yabo2020 暗箱。WADA主席班卡此前直接言明,包括職業和大學yabo2020 運動員在內高達90%的美國運動員,都沒有遵守WADA相關條例。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對國內運動員濫用藥物的情況是否疏於監管,甚至有意包庇。
以不久前剛剛在美國國會痛陳“不再信任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菲爾普斯為例,他在2009年的吸毒醜聞震動世界。然而對這一情況美國相關機構竟“渾然不知”,直到一家英國媒體將照片公之於眾,菲爾普斯才不得不承認吸毒並向公眾道歉。按照規定,菲爾普斯理應被禁賽2至4年,但最終美國遊泳協會也僅僅以禁賽3個月的處罰將此事輕輕帶過。這讓人想起同樣以“反興奮劑旗手”自居的美國田徑運動員劉易斯,他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獲得男子100米金牌。2003年在一位美國醫生的爆料下,劉易斯承認自己在美國隊選拔賽期間的3次藥檢都沒有通過,但美國奧委會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過去漏洞百出的案例表明,僅靠美國相關部門“自查自糾”,難以讓人相信美國隊選手的清白。特別是,如果按照美方“誰成績好就應該重點查誰”的邏輯,那麼在田徑、遊泳等美國長期占據優勢的領域,美國選手尤其應當受到“重點照看”。接受來自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國際檢測機構(ITA)、“世界田徑”(World Athletics)等相關國際組織的監管,是證明美國金牌幹淨與否的一個有效途徑。
與此同時,人們還懷疑,美國選手是否假借患有哮喘、多動症等病症的名義,濫用“治療用藥豁免許可”,堂而皇之地“合法吃禁藥”。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自行車獨立改革委員會2015年曾表示,濫用“治療用藥豁免”在體壇十分常見,甚至在申請豁免的運動員中,約有90%都是為了提高比賽成績。而根據此前被曝光的材料,在那些獲得豁免的運動員名單中,美國運動員的數量高居榜首。這當中是否存在貓兒膩,相關運動員的申報是否屬實,同樣需要借助外部監督和審查的力量。
美國常常在國際場合大談規則,但對人對己往往是兩套規則,在反興奮劑問題上同樣如此。雖然美國反興奮劑機構是《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簽約方,但美國國內的四大聯盟根本不受《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管轄,導致其對違規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的處罰,並沒有遵守國際通行標準。人們的直觀感受是,對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與美國選手形成競爭的外國選手,美國動輒以己度人潑髒水、“先發製人”使絆子,而對自己國內那些違規運動員,卻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正因如此,美方對奈頓興奮劑陽性事件的調查很難令人信服。美國作為yabo2020 大國,理應在反興奮劑問題上做出表率,包括奈頓在內的美國選手是否使用了興奮劑,不應當隻由美國說了算,而應該把這個問題交給更加權威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