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曾為時在香港的東瑞先生出了本書，一直乏麵緣。2013年歲末，我赴港參加了一個國際文學研討會，東瑞一定要盡地主之誼召宴。他問我還要見誰？我說想拜會文壇老前輩劉以鬯。東瑞說太巧了，他與劉老是忘年交，曾為他出版過“文集”。果不其然，那日，東瑞將九五高齡的劉以鬯、羅佩雲伉儷請來。

劉以鬯，讀者或許陌生，一提電影《花樣年華》和《二〇四六》諒大多熟悉，這兩部由王家衛執導的風靡華人界的影片，其藍本的靈感均取自劉先生的名篇《錯倒》和《酒徒》。劉以鬯先生大名灌耳，他的作品我讀得不多，唯極短篇《打錯了》印象極為深刻。雖是初識，但不覺生分。劉老聽說我來自故土江浙，顯得異常親切。麵對我的提問，他不假思索即席應答。95歲的劉以鬯先生身體健朗，竟與老伴兩人坐地鐵、搭輪渡由港島太古城到九龍赴宴。他思維敏捷，談鋒甚健，記憶力驚人。鑒於他對香港文學的卓越貢獻，特區政府授予他香港榮譽勳章和銅紫荊星章。香港文壇尊稱他為“香港文壇的教父”。當我提及這一殊榮時，劉老擺擺手說，“對於得到什麼和失去什麼，我認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走過了一條長長的崎嶇的路，我還得往前走。 我在上海、香港和南洋編過報，還辦過出版社。”又自謙說“我是個寫字匠”，說罷自己也笑了。接著，他斷斷續續向我們講述他的往事：我是一九四八年由上海到香港遊曆的，後因社會局勢發生巨大變化，錢也用完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筆在香港謀生、立足。既編報紙，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寫七八千字，多達一萬二千字。高峰時同時為十一家報刊寫專欄。每天傍晚有的報館來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太太幫我打理這些瑣事，我們忙得很。說到編輯報紙時，他說香港報紙副刊版麵是固定的，約稿、編輯、審稿、發排，直到看大樣劃版麵，一人全包。在言及選稿標準時，他一臉嚴肅，“我是認稿不認人”，惟稿為是，當年有個女作家叫十三妹，言論大膽，文風潑辣，別人看不上，我就喜歡，請她寫專欄。

我問，聽說你有兩個外號叫“彙豐作家”和“嚴肅作家”？劉老點點頭，說我是彙豐作家，講我作品多，一生寫了大概有六七千萬字。說我是嚴肅作家，是我出的書不多，許多文字被我當“垃圾”淘汰掉了。我寫了一生，隻出版兩個長篇《酒徒》和《陶瓷》，四個中短篇集子和三部評論集、翻譯作品。在側的東瑞先生補充說，劉老的創作態度太嚴肅了，《對倒》本是長篇，後刪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結果刪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鳥與半島》，原作六十多萬字，出書時刪去五十萬字，僅留六分之一。我們聽罷，不禁咋舌。劉以鬯談自己的創作理念時說，他寫小說主張“探求內在和真實”，不要過時的寫實主義，主張在手法上要創新（他的《對倒》有人稱為中國最早的意識流小說，極短篇《打錯了》分兩大段，文字基本重複，僅幾百個字不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尾）。我們請教他對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看法時，他說平等的，沒有尊貴高低之分，純粹是個人所愛不同，他以自己的創作為例：“我寫小說分兩大類，一類是娛樂他人，一是娛樂自己。娛人的作品，是為稻粱謀，求生存，不避俗；寫娛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創造性。” 劉老問我寫不寫文章，我說寫一點，多為自娛，我適時奉上拙著《曾經風雅》，寫的都是民國文化人。他饒有興趣翻著，見到顧維鈞出使的那張照片亮開給我看，說“我知道他”。劉老告誡似地對我說“不要寫了就要出書，出書不能濫”。難怪有人曾評論他，在香港這方流金淌銀的土地上，劉以鬯堅守一方淨土，“一輩子耕耘他那一畝純文學的地”。

在兩個多小時的交談中，劉以鬯談論最多的是上海，流露出濃得化不開的“上海情結”。他說：“我祖籍浙江寧波，但是上海人，土生土長。一九四一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哲學係。我不僅能文，還會武，我武是會打籃球，是校隊的後衛，拿過冠軍，不過也付出代價。”劉老幽默，說時伸出因打球而留殘疾的無名指、小拇指給我看，至今不能伸直。上海給他留下太多的不可磨滅的記憶。他說上海是他文學之路“發跡”的地方，十六歲讀高二時，他發表的小說處女作《流浪的安娜·芙洛斯基》，寫的是上海霞飛路妓女的故事，“為我配圖的是大同中學高我二屆的大師兄華君武，那是我倆唯一的一次合作，刊在《人生畫報》上。”一九四六年，他在大西路（今延安路）家中，創辦懷正出版社，出版了徐訏的《風蕭蕭》，還為施蟄存、戴望舒出過書。他說他最懷念的是提攜過、獎掖過他的柯靈先生。柯靈那時在辦雜誌，欣賞他，常采用他的作品。有一次，柯靈還親自送稿費到他膠州路的家中，令他感動得不得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恢複通信，劉以鬯在他的純文學出版社為柯靈出了“選集”。說到華君武、柯靈，我都認識，而且還聽柯靈談過曾托劉以鬯在港幫許廣平出版《遭難前後》一書的往事。我稱頌劉老的義舉，先生說沒什麼，應該的。柯靈當年幫助過我，他的托請我應該盡力，又說許廣平先生也是他敬重的女士。劉以鬯還特別提“陸大姐”（陸晶清），說他們是抗戰時《掃蕩報》的同事，對他幫助很多，他想組名家的稿子不得門，陸晶清把孫伏園、焦菊隱介紹給他；後來陸晶清赴英，又向社長推薦讓他接班主編《掃蕩報副刊》。提到陸晶清與他在《掃蕩報》共事一節，劉老特別高興，因為談的都是文化圈子的人和事，自然親切又隨意。

劉以鬯亦不無自豪地說，他曾幫助過姚雪垠。我問怎麼回事。他說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某一天，生活困窘的姚雪垠帶著書稿向他求教，劉以鬯見他寫得不錯，接納了。又問他在上海住在哪兒，生活如何。姚說住在一亭子間，窮得有時餓肚皮。劉以鬯請他住到自己的出版社，讓他住在庫房裏安心寫作，跟出版社同人一塊吃飯……言語中看得出，暮年的劉以鬯是位情感豐富、懷舊念舊的人。

劉以鬯說歲月無情，當年上海作家紮根香港的老朋友有葉靈風、曹聚仁、馬國亮、徐訏等，一個個都走了，現在隻有他一人了。說到此，感慨頗深。我問他的生活現狀。他說不錯，有太太精心照顧，身體好，基本上已經不再筆耕，舊作都由太太整理，他現在是安度晚年了，其太太羅佩雲女士比他小二十歲，當年在新加坡是紅極一時的舞蹈演員。自下嫁給窮編輯碼字匠劉以鬯以後，近六十年來，一直做他的秘書、管家、跑腿。晚年又是他的“拐杖”，現在不離他寸步，真是天作之合。

告別時，我請劉以鬯先生賜墨，他瀟灑地寫了“相見歡”三個大字。

張昌華

（張昌華，出版人、作家，原江蘇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著有《書香人和》、《書窗讀月》、《青瓷碎片》，《走近大家》、《曾經風雅——文化名人的背影》、《民國風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