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邊界工作”是研究新聞從業者如何通過特定的話語策略來維護自身職業地位與合法性的經典理論框架。然而，ChatGPT和Sora等技術的開發應用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具備多模態內容生產能力，套用“邊界工作”理論中的擴張（expansion）、驅逐（expulsion）和自主性保護（protection of autonomy）三條闡釋維度已不足以說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參與新聞生產的種種實踐進路。受布爾迪厄“場域”理論啟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伊亞爾（Gil Eyal）提出基於關係視角的“邊界域”（Boundary zone）理論。徐天博、嚴康在《傳媒觀察》2024年第6期刊文，認為新聞“邊界域”為毗鄰新聞業的其他社會場域中的行動者提供了活動的機會空間，技術行動者和職業行動者獲得平等的實踐身份，新的社會場域由此得以誕生。媒體主導的新聞場域和科技公司主導的技術場域之間的“邊界域”成為未來新聞實踐的主體網絡。

新聞業“黃金時代”以降，“邊界工作”被用作闡釋新聞業如何建構自身合法性與專業性的主要理論工具。受該理論空間隱喻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傾向於把邊界工作的重點置於區分特定場域中“局內人”和“局外人”的修辭策略。從專業角度來看，邊界工作可被理解為特定職業對特定場域管轄權（jurisdiction）的爭奪。就新聞業而言，盡管媒介場域在新聞生產和分配方麵的排他性不斷削弱，新聞從業者和新聞機構依然能夠通過一係列的邊界工作的修辭方法來將自己的職業實踐和規則實施區分於其他場域。

然而，數字技術日趨廣泛的應用挑戰了傳統新聞場域中記者的職業自主性，技術話語策略挑戰了新聞話語策略，新聞場域不再是由職業的城牆所保護的一個相對封閉的“領地”。與web2.0時代的數字技術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顛覆性地獲得了傳播主體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將極大改變傳媒生態環境。在技術行動者的本質已發生革命性變化的語境下，繼續沿用邊界工作理論劃分“局內人”與“局外人”的邏輯反而限製了學術想象力的發揮。

那麼，如何才能突破邊界工作的理論框架考察人類與AIGC共同建構的內容生產動態過程？以伊亞爾（Eyal）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受布爾迪厄場域理論啟發，提出了基於關係視角的邊界域理論：社會各場域之間的邊界本身就是一個既相互區隔又彼此聯係和轉化的模糊區域，這個區域被命名為“邊界域”。邊界域發揮著聯係社會各場域內外的中介作用，是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獨立空間。邊界域為相毗鄰場域的行動者提供了機會空間（space of opportunity），使得原領域不能直接展開的實踐活動得以在新的空間中進行。邊界域理論在延續“邊界工作”空間隱喻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人們對特定社會職業的想象。

在這一理論框架下，“邊界”與“邊界”之間不再是二維平麵圖上的分界線，而是三維的新空間。因此，對智能新聞生產的理解應打破傳統“新聞邊界”強調的擴張（expansion）、驅逐（expulsion）和保護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三個維度，取而代之的是技術場域與新聞場域等社會場域之間形成的相互滲透、協作與重塑的新聞“邊界域”。本文圍繞“邊界域”這一核心概念，厘清從邊界工作向邊界域理論的範式轉換，並以此為框架，闡釋生成式人工智能滲入新聞業後對專業內容生產帶來的新質變。

“局外人”的實踐進路：作為機會空間的邊界域

“場域之間還有空間嗎？如果有，那它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這是伊亞爾在《布爾迪厄：曆史性分析》一書開頭的發問。在對比了布爾迪厄場域理論和拉圖爾行動者網絡理論兩種強調關係的社會學理論後，伊亞爾批判場域理論隻重視場域內關係網而忽視場域間關係網，並提出用邊界域理論回答“場域之間是否還有空間”的問題。簡言之，邊界域就是存在於不同場域之間並處理它們“區隔（separation）、連接（connection）與轉化（translation）關係”的空間。

在對一所智庫的研究中，伊亞爾發現政治、軍事和學術場域在名為“東方學研究所”的具體空間中發生了交疊，三個不同場域的邊界構成了一個交互且重疊的模糊區域（a thick zone of interface and overlap）。伊亞爾將這個區域稱為“邊界域”（boundary zone）。邊界域是一個“交易的區域”：一方麵，邊界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社會場域進行邊界工作的場所；另一方麵，邊界域是在相毗鄰社會場域中活動的行動者的“機會空間”（a space of opportunity）。邊界域通過連接來自不同社會場域的行動者和他們所攜帶的知識來形成新的社會網絡，行動者則通過在邊界域中的實踐來生產新的權力關係。具體來說，邊界域具有類似轉譯的功能：它可以將人和非人的行動者在實踐中的屬性進行轉換以生成符合特定邊界域中共同利益的聯盟網絡。同時，它還為行動者提供自由出入相鄰場域的通道，來自不同場域的行動者可以通過邊界域進出各自原本的社會場域。邊界域既是邊界工作發生的社會位置，也是解決行動者情態問題的框架。

那麼，邊界域又是如何作為機會空間為毗鄰場域的行動者提供實踐場所的呢？所謂機會空間，指的是未定型的（underdetermined）且缺乏管製的（underregulated）的空間。在機會空間裏，行動者的身份、各式資本和遊戲的規則得以生產和再生產，從而形成一個尚未確定專業標簽的邊界域。

邊界域的工作機製主要包括滲透性（permeability）、弱製度化（weak institutionalization）以及策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三個方麵。所謂滲透性，指的是任何相鄰場域的行動者都可以進入邊界域。邊界域對行動者沒有設置區分“局內人”與“局外人”的準入門檻。在高滲透性的邊界域中，有關行動者合法性身份的規則模糊不清，使得邊界域自身在製度化層麵較為羸弱——這也就是邊界域的第二個特征——“弱製度化”。相對於已成熟定型的場域，弱製度化的邊界域對社會等級和勞動分工的劃分是鬆散靈活的。因此，毗鄰場域的邊緣行動者進入邊界域後可以擁有更多的自主權。為了保障這種自主權，進入邊界域的行動者會避免給自己貼上特定領域屬性的標簽。相反，他們會利用“策略性模糊”來談及他們的職業身份和職業實踐。換言之，邊界域中行動者的身份是曖昧不清的，這種曖昧不清幫助他們避免被當作“局外人”而失去滲透到其他場域的機會。可見，邊界域的三種工作機製相輔相成，構建了一個循環推動行動者進入機會空間並發揮實踐價值的工作係統。

一項對新聞媒體和NGO組織共同進行新聞生產的案例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邊界域中的實踐進路。英國學者斯科特在研究人道主義題材的新聞生產時發現，這類新聞的產生與其看作是在新聞場域中完成，不如視為新聞“邊界域”中的一係列實踐活動。首先，訪談中的新聞生產者不願意主動談及他們的職業性質以及職業身份。當研究者追問時，他們立即采取“策略性模糊”的辦法應付：他們隻強調自己從事相關題材新聞生產的實踐，而拒絕稱自己為“記者”、“人道主義活動家”或是“技術支持人員”。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維護自己在邊界域中的工作自主性和穿越場域邊界的“滲透性”。經驗材料進一步發現，作為機會空間的邊界域具有混合雜交（hybridization）的機製。來自不同場域的社會規則、行為準則、知識技能、社會價值以及行動者等在這裏結合，逐步形成該邊界域內社會實踐的準則。當邊界域中開始出現較為明確的勞動分工和屬於該空間的資本後，邊界域就會從“弱製度化”空間成長為一個新的場域——這意味著邊界域具備場域再造的功能，是我們觀察新興場域何以形成的窗口。

新聞“邊界域”：跨場域行動者的AIGC內容生產

回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對新聞邊界的重塑問題，與其把這個過程看作是已有新聞場域通過邊界擴張對新技術的吸納，不如視為多元行動者跨越各自邊界進入“新聞邊界域”中共同建構新的內容生產實踐。在邊界域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記者、科技公司等共同進行智能化的新聞生產實踐，在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該邊界域的行動規則、目標資源和競爭方式。以職業新聞人與智能技術為主要行動者的邊界域成為一係列社會關係、尤其是生產關係的總和。在全球新聞業的創新版圖中，這種實踐進路的典型形式是被稱為“編輯部創新實驗室”（Newsroom innovation labs）的空間。包括美國《華盛頓郵報》、德國《明鏡周刊》等主流媒體和哈佛大學等一批高等學府都不同程度地利用這種“實驗室”處理智能技術與新聞專業行動者之間的協作關係。由於智能新聞生產的邊界域尚未固化其內部的結構和勞動分工，我們可以通過“實驗室”的案例觀察分析其中的工作機製，從而理解新聞業在當下社會-技術語境下的新變革。

（一）邊界域中行動者的“滲透”

作為一個新的機會空間，智能新聞生產的邊界域中沒有絕對的“局內人”與“局外人”之分，其主要行動者均來自毗鄰的場域。以《華盛頓郵報》的“實驗室”為例，來自技術場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創造它們的科技企業、來自新聞場域的職業記者、來自政治場域的科技政策製定者等剝離其原本場域關係中的位置，在名為“實驗室”的邊界域裏重新建構生產關係。具體來說，“實驗室”中的行動者包括：

（1）工程師團隊（the engineering team）。總規模達500人以上的工程師團隊是《華盛頓郵報》（以下簡稱《郵報》）被亞馬遜總裁貝索斯收購後推行的技術組織化改革的核心部分。工程師團隊不隸屬於《郵報》的新聞編輯室，也不作為傳統的技術後勤人員對記者團隊給予技術輔助。以“實驗室”項目為依托，工程師團隊負責理解和處理智能技術的邏輯及其在新聞實踐中被應用的具體場景，並將他們的理解從認知和實踐兩個維度通過包括股東會議在內的各類組織形式傳遞給新聞采編人員。新聞采編人員在采用何種AI工具以及如何使用AI工具等方麵受到工程師團隊的規製。同時，該團隊也肩負幫助處理具體的技術性問題，如ChatGPT使用過程中的倫理問題和精準度問題，對深度偽造等虛假信息的智能辨別問題等。

（2）《郵報》新聞采編人員。他們是新聞編輯室中率先掌握AIGC技術並應用到新聞生產實踐的群體。區別於抵觸AIGC技術的專業記者，《郵報》采編人員在保留自己新聞場域中職業身份的同時利用AIGC技術提高工作效率、改進工作流程，並把自己的職業理念與媒介邏輯帶入到新聞邊界域中，與技術行動者等共同建構新的勞動分工關係。《郵報》采編人員的做法並非孤例。據牛津路透新聞研究所發布的《Changing Newsroom 2023》報告顯示，全球74%的受訪記者承認AIGC技術提升了他們的工作質量，而21%的資深采編人員認為AIGC技術從根本上改變新聞采編流程和勞動分工是遲早的事。

（3）AIGC技術及其背後的科技公司。毫無疑問，AIGC技術已經成為智能新聞生產的座架，基於大數據的概率統計邏輯等技術邏輯必然滲透到新聞生產實踐。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公司在技術場域和商業場域創造、調節、升級AIGC技術原本就是獨立於新聞場域外的行動，AIGC技術並不天然為某特定形式的內容生產服務。《郵報》背後的亞馬遜公司屬於“科技公司”的範疇，這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技術行動者滲入到以“實驗室”為名的新聞邊界域中。因此，在《郵報》的新聞生產中，AIGC技術邏輯在影響記者新聞實踐的同時，也不斷受到源於新聞倫理和新聞價值的反饋，並伴隨新聞文本和記者搜索、提問等行為產生的文本數據不斷調適。

（4）政府部門與科技政策製定者。對技術倫理和技術開發應用的政策引導、規製和司法解讀等政府行為在邊界域中影響著技術行動者的研發和應用。對智能新聞生產產品的知識產權問題和倫理問題等方麵的政策決定著新聞從業者與技術行動者協作關係的性質和具體實踐準則，客觀上影響著邊界域中的生產關係。在《郵報》案例中，政策層麵的變化是其股東會議和采編-工程師會議中的日常議題之一。《郵報》采編人員通過對政策的解讀了解AIGC的倫理與法律問題，並由此產生指導其新聞實踐的慣例。政策製定者事實上以“離身”的方式進入到新聞邊界域中。

誠然，對於一個新興邊界域的觀察很難窮舉全部的行動者。在《郵報》的案例中，一個相對開放的機會空間允許毗鄰場域中的行動者一定程度上剝離其在原本場域中“局內人”身份，以相對平等的位置在邊界域中相互作用。具體來說，雖然主要行動者中的工程師團隊、技術公司和政策製定者等不屬於《郵報》的新聞編輯室，但他們在與傳統“局內人”即采編人員的互動中獲得了對等而非從屬的地位。相應地，行動者本身也采取“策略性模糊”，以方便其在新的不確定的遊戲規則中行動。

（二）邊界域中的關係重組與規則製定

在布爾迪厄的經典描述裏，場域中爭奪的不僅是資源的壟斷，更是遊戲規則的製定。邊界域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未確立勞動分工和層級製度的空間裏形成一個新的場域。邊界域的“弱製度化”特征為行動者提供了“策略性模糊”的行動空間，行動者通過一係列的做法在邊界域中產生新的規則，並藉此獲得自身價值的實現。

在智能新聞生產的邊界域中，AIGC技術在其原本場域中受到科技倫理、資本價值和算法邏輯的控製，這與新聞場域中行動者所遵循的新聞價值、專業實踐和公眾服務理念等本就是相互獨立的兩套規則體係。當這些行動者進入邊界域中，他們在帶入相應的價值理念與行為邏輯的同時也解開了自身所受的專業束縛。新聞從業者要考慮到技術邏輯、市場需求、科技生態等非新聞專業的因素，技術行動者也要適應新聞價值對內容生產的要求和用戶對新聞產品的期望。AIGC新聞生產的規則是新聞場域行動者和技術場域行動者互相協商的結果。技術邏輯所強調的內容聚合性和表達多樣性使得新聞在生產過程中被要求具有更高的流動性和更多樣的表達方式，新聞內容不再是靜態的文本和事實網絡，而是動態的社會關係與話語網絡。在邊界域中行動者的勞動分工被完全確定之前，邊界域中的遊戲規則仍處於動態的建構過程。而隨著未來AIGC新聞內容生產在技術與分工中不斷完善，我們或能見證一個全新場域的誕生。

 （載《傳媒觀察》2024年第6期，原文約11500字，題目為《新聞“邊界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媒介場域的再造》。此為節選，注釋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傳媒觀察雜誌”公號全文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4otkeUaCrZs-LtmR02rT1w。本文為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項目“涉華議題中社交機器人輿論幹預機製與用戶行為影響研究”<23YJC86003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徐天博，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

   嚴 康，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國際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