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數字時代的新聞生態使情感話語成為公共話語空間的突出類型，情感經曆了語言學或文化轉向後，也需思考媒介化轉向的問題。博士研究生周芳、夏瓊教授在《傳媒觀察》2024年第6期刊文，認為從媒介中的情感到媒介化情感意味著認同媒介不僅僅是承載情感的容器，而且媒介的結構特性會影響情感的生成和表達方式。在將新聞作為體驗的過程中，受眾的情感不僅會受到新聞文本中情感話語的影響，也可能醞釀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在媒介化情感的表達維度裏，基於個體經驗的新聞回避已然成為不可忽視的負性情感現象，它反映了受眾從傳統“認知時代”中的“信息主體”向“體驗時代”中的“情感主體”轉向的過程。而基於集體表象的媒介化情感表達則被賦予了更多社會關係，它暗含著更多道德情感要素，可以被視為一種健康的理性，並具有情感共通的可能。

在算法構型、社交媒體發達的社會，情感普遍地存在於傳播之中，數字時代的新聞生態更是使情感話語成為公共話語空間中的一種突出類型。情感經曆了語言學或文化轉向後，也需思考媒介化轉向的問題。

  轉向：從媒介中的情感到“媒介化情感”

當前研究媒介與情感的關係時多采用傳統的“情感依賴路徑”，即“媒介中的情感”，強調媒介在情感傳播中的連接作用。然而，這種路徑之下的情感是穩定的，是一種“程序化的生物情感”，不會被媒介影響和改變。

在媒介化的框架下，情感被視為一種動態的、被媒介塑造並不斷改變的類別，媒介之於情感的倫理維度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心態問題得到了重視。

有學者基於“遠方苦難”的現象，分析媒體在公眾對苦難的感知過程中所起到的“中介化作用”，強調媒體不隻是起到形式上的連接作用，其對苦難的呈現方式也影響著受眾的感知方式。也有學者聚焦於“媒介化憤怒”，認為憤怒不僅依托媒介進行傳播，同時也因為媒介議程改變了其生產、表達和體驗的邏輯。“共情”問題亦是當前討論的熱點，研究認為數字化環境下，“共情的邏輯受到媒介邏輯影響，形成了基於媒介化形態的共情傳播。”另一些研究則以具體事件傳播為案例，關注誰在表達情感、情感的類型以及如何表達等問題，或是在程序化的生物情感中增添媒介化的社會情景情感，強調媒介化情感在具體事件傳播中對群體目標和社會價值的承諾與影響。這些研究將情感從私人領域的表達延展至公共生活空間，從倫理和實踐的角度拓寬了情感研究的視野。

顯然，情感與媒介之間的關聯並不是意外或偶然，當技術延伸並鍛造我們的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時，我們的情感是否發生了改變，情感在媒介化的過程中經曆了什麼，媒介化情感又如何介入公共領域的生活？這是當下情感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問題。而新聞媒介是接收、處理社會有機體內外各種信息並作出情感反應的重要裝置。因此，新聞與情感的關係以及由此構型的媒介化情感需得到進一步討論。

  生成：從新聞中的情感話語到文本外的“時代心態”

情感之於新聞，並不是一種慣常的表達，因其與新聞所追求的客觀性有著某種“天然的”距離而長期處於尷尬的悖論地位。然而，當下新聞業與數字平台和社交媒體的“聯姻”使主流新聞界開始嚴肅審視情感問題，這也為討論媒介化情感的生成創造了可能。

（一）作為情感體驗的新聞話語

形式各樣的媒體，其力量“與其說在於其意識形態上的影響，不如說它們能夠創造獨立於內容或意義的情感共鳴”。這種情感共鳴似乎具有一種潛能，它在不需要涉及論證或爭議內容的情況下就能把個體帶入或好或壞的情緒當中。作為創造者，媒體無時無刻不通過新聞生產著“情緒化情感”，那些被認為是“硬”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新聞並非沒有感情，而夾雜著情感話語的新聞又並非毫無理性。

當我們將情感作為嚐試去創造一種參與體驗的方式時，情感話語之於新聞不再是其是否使新聞變得情緒化的問題。相反，情感風格的多樣性使受眾獲得了明確的體驗感。以體驗主體的身份來定義受眾，暗示著一種強烈的情感參與，無論新聞受眾是消極還是積極地參與社會事件，他們的關心和行動會反映在其身體和性格中，這種通過參與獲得的與自我世界的接觸是媒介化情感生成的基本邏輯。

作為情感體驗的主體，新聞受眾想知道其信任的媒體對他們生活中重要事情的感受。一方麵，在“對話化”的社會趨勢下，大多數公共話語形式都在努力避免正式和距離，新聞業由此也飽受著軟新聞增多和硬新聞軟化的詬病。從受眾的體驗來看，許多傳統的新聞二分法，如硬/軟、事實/觀點和信息/娛樂正在逐漸變得模糊，情感成為原罪並被置於與理性的二元對立中。

以2022年引發強烈社會情緒的“唐山打人事件”為例，北京青年報於6月10日在其微博社交賬號“北京頭條”上發文，在對網傳監控視頻的內容進行描述時，用了“一名男子靠近幾名女子的餐桌後與對方交談”“幾名男子從店外衝進來加入了戰局，對抗幾名女子”等措辭。這些措辭看似在用一種盡可能理性和毫無感情色彩的方式報道新聞，但受眾卻感受到自己的情感體驗——看這個視頻帶來的情感衝擊——並未得到尊重。受眾卷入了自己的情感，從對新聞事態信息的關注轉向了立場層麵的聲討和情感上的困鬥。在新聞文本中，是“交談”“搭訕”還是“性騷擾”，是“接觸”“對抗”還是“被暴打”……顯然，觀眾似乎在期待一些“更微妙的情感觀點”（nuanced view of emotion）。

另一方麵，情感性被認為是社交媒體時代人與數字新聞生態連接的首要特征。在數字新聞中，不僅是事件在社交媒體上被報道和討論，新聞從業者的工作也會受到評論和分享。數字新聞因其交互性、多平台性和參與性使受眾的情緒能被迅速投射到記者身上，從而使新聞從業人員感受到一種情感壓力。同時，很多記者也會實時與受眾分享工作的過程，以構建與受眾良好的互動關係。由此，新聞製作者和新聞受眾因為情感的連接形成了一個反饋循環，情感正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驅動因素影響著新聞的生產方式，尤其突出的是建設性新聞，它試圖在新聞中融入更多積極的情緒以影響新聞實踐本身。

然而，新聞既為受眾的情感體驗創造了可能，同時又在受眾情感反饋的驅動下進行內容生產，那這種循環是會為新聞中更多樣化的聲音打開大門，還是隻給最響亮的聲音留出空間？如果說新聞的研究是基於社會學原則，那麼下一步需以情感轉向為靈感，在新聞研究中更徹底地整合受眾視角。相較於個體的情緒反應和元情緒，更多目光應被投射到那些共享的情緒經驗之中。

（二）作為共享情感的“時代心態”

沿著這種路徑審視當前的媒介化社會，新聞情感正在由文本中的情感話語延展至外部社會空間，一種“大多數人共享的情緒體驗”正在醞釀和生成，表現為共有的“時代情感”。微博等社交媒體的崛起與快速擴散為情感創造了媒介化的路徑，也重構了公眾的表達形態和情感間的關係。

以憤怒為例，媒介化憤怒已然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從引發廣泛社會輿論的“唐山打人事件”來看，人們基於自身權利的理智判斷，認為自己的公共安全、道德觀念受到了嚴重挑戰。公眾被喚醒的情感是急切的，其期待也不易被延遲滿足。案件尚在偵查階段，便有相當規模的受眾試圖引導公眾情緒，如要求公開受傷女子傷情、公開執法過程、公開攝像頭證據，甚至強烈要求當事人出鏡。同時，這種期待也指向了一種情感維度的獎懲關係，受眾在情感交流實踐中常常使用“如果今天我們沉默，明天我們就是她們”這種代入方式。人們在正義感的驅使下不得不怒，被凝結起來的憤怒往往會凝結成一種“戾氣”，在昂揚團結的景象中營造出一種“精神共同體”。然而，伴隨憤怒同時出現的往往還有沮喪甚至是希望的破碎與信仰的崩塌感。顯然，憤怒在與媒介互構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

這種經由新聞注入的“時代心態”給個人與公共生活帶來了“兩難的沮喪感”，人們輕易憤怒又容易麻木，時常共情又極易冷漠，情感在媒介化的過程中並不一定總與自然情感相吻合。

要而言之，在媒介化社會，新聞事件的快速更迭、輿情的滋生發酵使情感失去了沉澱的機會，時間維度“附近”的消失也擠壓了情感醞釀的空間。社會情緒作為公共空間中極具感染力的表達方式，其生長周期並不總為人們所控製。情感經新聞表達，也可以在新聞中生成，更在高度媒介化的社會中醞釀成普遍的社會心態。由此，在討論媒介化情感的生成邏輯後，亟需思考其表達空間以及如何介入公共領域生活的問題。

  表達：負性情感的“回避”與正性情感的“共通”

如果說“媒介化”關注的是技術性媒介如何對文化和社會變遷產生影響，那麼從媒介與情感的關係來看，不同時期的媒介通過對文化施加影響，必然也會導致特定媒介文化中人們情感表達的差異。在新聞的體驗維度，媒介化情感將其定位於人與人之間的公共表達和交流之中，這意味著情感的表達將從受眾的內部心理空間走向由新聞構建的公共象征空間。由此討論的核心便是新聞如何影響公眾的意向性感受活動，以及形成的情感色彩的不同麵向。

（一）基於個體經驗的“新聞回避”

新聞回避是一種個體選擇，是受眾基於自身新聞經驗所調動的情感實踐。受眾在新聞的體驗過程中，至少呈現了兩種不同的情感回避策略：其一，是對新聞內容的回避，這意味著受眾有意識地拒絕持續關注新聞，以免對自身情緒產生負麵影響。尤其是一些突發新聞事件，會讓人們感到不安、憤怒、沮喪或無助。顯然，新聞受眾將新聞與負性情感進行了捆綁，這意味著將情感從原始感官和內部表征的視角抽離出去，並認同附著在媒介之上的情感同樣具有意向性的可能。其二，主要體現在新聞受眾對技術可供性的批評上，“新聞找到我”反映的正是這一問題。數字新聞生態下，部分新聞受眾表現出對“新聞無處不在”的倦怠感，在行為上體現了對新聞分發渠道的主動屏蔽。

新聞回避是一種媒介化情感的表達現象，它是新聞和公眾情感關係動態變化的產物，對其討論應引入更多媒介與情感史的視角。一方麵，在社會化進程和知識體係的生成過程中，新聞一度是人們感知生存狀態、了解未知事物的重要方式，新聞作用於人們的認知，協助人們的日常生活，主動接觸新聞意味著對社會生活的關心。另一方麵，在數字新聞生態下，技術猶如複雜且精巧的“血管”，將新聞輸送給社會這個有機體中的每一個“細胞”。人們被新聞包圍，新聞如同味道迥異的氣體，人們身在其中，吸氣、吐氣，一呼一吸間，便是對新聞一次次的情感體驗。作為媒介化情感表達的一種負性狀態，新聞回避反映了受眾從傳統“認知時代”中的“信息主體”向“體驗時代”中的“情感主體”轉向的過程。

（二）基於集體表象的“情感共通”

根據認識論的觀點，基於個體心靈的情感表達是一種個體表象，它是情感主體在一定時間裏積累的感性認識形式，是對意向性對象的形象性和回憶性再現。在媒介化情感的表達維度裏，一旦從群體心理或社會整合的視角來看這種表象，它就成為了“集體表象”（representations collectives）。在迪爾凱姆看來，這種集體表象也可以被稱為集體心靈或是群體心理，它往往是“比個體表現更為強大和主動的力量”。從這個視角來看，時代情感的本質就是集體表象的一種呈現角度。社會中共享的情緒和個人的情感體驗是不可分離的，“集體表象的積累和擴展依賴感性經驗的世代積累，而積累起來的集體表象又促進了超越感覺方式的理性範疇和概念的生成。”由此，從積累和擴展的視角去審視個體、群體、社會的媒介化情感表達，它並非總是完全感性的，它也可以是“理性的情感”。

在個體的經驗層麵，媒介化情感的表達是經驗性的情感，而將其置於普遍的社會心態的維度，這種由非特定事物引起的、指向“邏輯項”的情感卻攜帶著理性的色彩。

“私人情感不會直接成為社會的情感，除非在某種自成一類的力量的作用下,通過聯合中發展起來的結合。”而新聞恰恰是這一類力量，它是人們數字化生存中一種新型的情感狀態和體驗方式。人們能通過媒介感知到更多人的情感，人們也在一次次媒介實踐中改變著自己的情感結構和表達狀態。作為集體表象的媒介化情感，其表達恰恰是跳脫出對情感和身份的關注，而去強調信念或意識形態，以及那些我們所相信的對正確或錯誤的爭辯。正如康德所強調的，理性自身也具有需要、欲求甚至情感，而情感具有主動性，亦能觸發道德行為進而影響人們對世界的經驗。由此，基於集體表象的媒介化情感表達，也必然暗含著道德情感要素，可以被視為一種健康的理性，並具有情感共通可能。

基於數字媒介的情感共通是承認人類共在於一個世界，即使不追求彼此同一，但不同個體相互結合而成的情感關係依然具有理性的可能。因此，接受他者的他異性是這個象征空間中尤為重要的一種情感構建方式。

  （載《傳媒觀察》2024年第6期，原文約8500字，題目為《作為體驗的新聞：受眾媒介化情感的生成與表達》。此為節選，注釋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傳媒觀察雜誌”公號全文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hDJnkvHf9POIV_dyosSWQg。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選拔、培養、評估製度研究”<18BXW00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周芳，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夏瓊，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