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國際傳播如何走出經驗和現象，首先在於本體的確定。將全球共通確立為國際傳播的本體，是國際傳播理論的一次曆史性構建，也是中國自主理論體係的一次突破。既契合當下中國發展的需要，也契合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趨勢下人類總體發展的需要。方興東教授、鍾祥銘助理研究員和博士研究生謝永琪、何可在《傳媒觀察》第6期刊文，認為共通作為國際傳播的本體，既明晰了國際傳播努力的方向，也確立了國際傳播的價值觀，使得國際傳播超越了跨文化傳播、對外宣傳、國際新聞、國家形象、全球傳播等過去相對分立的層麵和領域，得以實現更全麵的融合，還明確了虛假信息、輿論戰、意識形態戰等一係列“反共通”行為加劇國際撕裂和碎片化的現實挑戰。國際傳播從信息傳播走向全球共通，呼應了新聞傳播學科新的時代使命，也呼應了全球緊密互聯的數字時代人類文明發展和命運共同體的取向與進程。

目前中國國際傳播麵臨的挑戰和困境，不僅僅是能力和方法的問題，而且是整個基礎理論和思維模式需要徹底重構的問題。作為一門回應社會應用的社會科學，我們需要對其加以重新審視。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國際傳播本體的模糊和不確定性問題。本體論是研究存在的學問，簡單地說，需要回答國際傳播究竟是什麼？國際傳播如何確立自身的價值與合法性？

一、尋找國際傳播的本體：傳播與共通的辯證

當前全球信息傳播主要由傳統大眾傳播、網絡傳播、社交傳播和智能傳播四大機製交彙而成。不同機製此消彼長，相互博弈和聯動，構成了全球傳播格局進程的主旋律。狹義的國際傳播側重於以國家行為體為主體的傳統視角，包括國際新聞、對外宣傳和國家形象等傳統意義上的國際傳播。它強調國家的政策、外交活動和媒體在塑造國際形象和傳播國家價值觀中的作用，可以稱之為自上而下、集中控製的傳統國際傳播的大教堂模式。一般性的國際傳播概念立足於社交傳播作為人類社會主導性傳播機製的現實，國家行為體、全球網民和各類組織機構的全麵深度參與，共同形成了“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大集市模式的傳播格局。而隨著以ChatGPT和Sora等為代表的生成式AI的爆發，一個由數據和算法驅動的廣義的國際傳播新格局基本形成。它不僅涵蓋國家、組織和個人層麵，還包括機器與機器、人與人、人與機器之間的更為全麵的智能傳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但需要適應新的傳播生態和技術變化。

確立國際傳播的本體是建立國際傳播係統理論體係的前提，是建構國際傳播學科的基礎。過去，國際傳播本體的缺失，與學科自身發展的階段與大眾傳播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今天，在信息傳播層麵，人與人、組織與組織、國家與國家之間，前所未有地聯結在一起，逐漸走向全麵的、實時的互聯互通。曼紐爾·卡斯特（ManuelCastells）在《傳播力》中這樣寫道：“全球網絡社會的共同文化是一種文化的傳播規則，它使得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不是基於共同的價值觀，而是共享的傳播價值觀……全球文化是一種為了溝通的傳播文化。它是一個開放式的文化意義網絡，不僅可以共存，而且在交流的基礎上相互影響和互相修正。”吳瑛等人將國際傳播界定為基於“共同體”國家間的信息共享。他們認為，“國際傳播本體論應將價值論納入觀照視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國際傳播提供了價值追求。更進一步，吳飛教授提出的“數字共通”（DigitalCommons）為我們思考國際傳播的本體提供了迄今最為重要的啟示。共通理論強調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和共鳴，通過共顯機製，使各種文化和價值觀能夠在一個開放的空間中平等展現。這有助於消除誤解，增進理解，實現更深層次的國際交流。

如胡翼青所認為的，作為對當下數字時代交流秩序建構的一種努力，“數字共通”概念並沒有跟上這個時代的技術變革。“隻要身處數字交往中，人們就不得不麵對一個殘酷的現實，混亂和無意義就是當今人類交往的境況。”但是，如果從傳播與共通的辯證關係的角度看，對“數字共通”的批判雖然揭示了數字共通概念在實踐中麵臨的挑戰，但並未否定“共通”作為一種理論基礎的價值。理論上的“共通”是一種理想型，它提供的是一種重要的價值導向，幫助我們理解和追求更高層次的交流和互動。即使在數字技術帶來的複雜環境中，傳播的最終目標仍然是達成理解和共識。對“數字共通”的批判為我們理解其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反思。傳播是共通的基本方式，但傳播並不必然導向共通。

“共通”作為國際傳播或傳播學的本體還基於幾個關鍵性假設：其一，共通作為國際傳播學科的基礎，它是人類根植於基因與本能的自發自覺的行為和趨向，能夠為國際傳播學科提供一個堅實的生物學和心理學基礎，從而對為什麼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交流和互動現象作出解釋；其二，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程就是人類不斷共通的過程，將共通視為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的核心動力，強調了共通在推動社會進步中的關鍵作用，為國際傳播學科提供了明確的價值導向；其三，人類社會共通是可以通過理性把握和係統性知識加以促進和得以改善的進程，為國際傳播學科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理論和方法論支持，確保共通過程可以被理性理解和有效促進，賦予了學科合法性和現實應用價值。

傳播與共通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傳播是實現共通的工具和手段，而共通賦予傳播以目標和意義。相較於“Commons”，“共通”作為國際傳播或者說傳播學的本體，我們理應將其表述為Communication。這不止於翻譯上的統一，更在於確立“共通”在國際傳播和傳播學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說，傳播學是關於人類社會共通何以可能的學科。而國際傳播，就是研究以國家主權為基本行為體的人類的共通何以可能的學科。全球共通是國際傳播的本體。國際傳播從傳統範式走向數字時代全球共通的新範式，不僅僅是簡單的學術術語的切換，也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的範式轉變，而是基於我們對當今數字時代全局性、係統性的認知與研判，需要完成思維觀念和整個知識體係的全麵更新。

二、何以可能：全球共通的先決條件

全球共通之所以在今天成為可能，首先來自於過去大眾傳播時代所不具備的基礎設施層麵的共通。作為全球開放一體化信息基礎設施的互聯網，已然成為當今社會最重要的技術係統，深度嵌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運行。

文化認同也是全球共通的重要前提。無論我們之間存在何種差異，都有必要進行交流，因為跨文化身份之美正隱藏在多樣性之中。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之間的互動，促進了價值觀從一個群體向另一個群體的傳播。

數字共通中的公共領域不再由社會精英獨占，而是由各種異質行動者構成的動態網絡。這意味著全球共通需要打破傳統的中心化權力結構，允許更多的普通公眾參與到國際交流和對話中，以確保信息和觀點的多樣性。全球共通還需要建立在信任與合作的基礎上。數字共通中的共鳴關係不僅僅是表麵的互動，而且是深層次的信任和理解。在數字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合作和治理機製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各國需要通過合作機製來增強彼此的信任，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人類文明的發展在曆經了原始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之後，生成了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即一種新的交往規範和優化路徑，數字文明應運而生。數字文明超越傳統國際關係二元對立（霸淩-結盟、敵人-盟友）的全球視角，擯棄了西方中心思維中自我與他者的對立，強調尊重全球多元主體的數字主權地位，並呼籲各國共同努力構建全球數字共同體。相較於精英主導的文明，數字文明有眾多差異巨大的參與者，甚至物品等非人類主體也可以成為交往的主體。並且，數字技術還伴隨著人的成長一同進化，人與技術一同構建著新的交往關係與交往規則。在新的文明形態下，非西方力量將與西方力量並駕齊驅，共同形成總體穩定和基本均衡的國際大格局。

三、本體重構：全球共通的四重維度

在共通的本體下，不但個人、組織、機構和國家等不同行為體，都可以納入國際傳播共同的譜係之中，而且可以將過去分列的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網絡傳播、社交傳播和智能傳播等不同傳播方式加以整合。此外，以文化性和政治性的程度劃出的不同領域，如跨文化傳播、國際新聞、對外宣傳、公共外交，以及網絡戰、輿論戰、認知戰以及AIGC等，也都可以統一到國際傳播的研究範疇之中。可以說，共通本體下的國際傳播不僅是信息和文化的傳播，更是主體間、文化間，甚至於萬物（人機物）之間的共通。

在全球共通的理論框架下，至少包括四個基本層次的共通內涵。首先是基礎設施的共通，即全球範圍內的通信和網絡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這些基礎設施構成了全球共通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其次，信息和數據的共通，即信息和數據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共享，是實現全球共通的重要內容。再次，文化與意義的共通，即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理解，共享傳播的價值觀和意義，是全球共通的社會和人文基礎。將價值論納入國際傳播的本體論成為近年來學術界的共同追求。最後，作為全球共通“血液”的主體間和文化間的共通。主體間性反映了人類生存的狀況，是社會交往的基礎。文化間性開辟了新的社會空間，為跨文化對話提供了最大、最有效的平台。主體間性不止於人與人，還可以擴展至組織與組織、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交往。如今，在以人機融合為標誌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個由人類社會空間、信息係統和物理環境之間的動態交互耦合網絡。基於主體間性的思考正在遇見各種問題，“生存間性”“物體間性”等概念相應出現。傳播的問題依然是“生活世界”的敞開，但在智能傳播背景下，這種敞開必須麵對技術的中介作用、數據的隱私問題以及虛擬與現實之間的界限模糊等新的挑戰。

通過全球共通的視角，可以將國際傳播的各個碎片化領域和議題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更加係統和統一的理論框架。這不僅有助於解決當前國際傳播中的諸多問題，還能適應數字全球化、智能化帶來的新挑戰。當前，國際傳播正在經曆前所未有的變革，依托構成全球共通物質和技術基礎的互聯網元架構，以信息和數據作為實現全球共通的重要內容，傳播文化和意義作為社會和人文基礎，超越國家邊界，達成主體間、文化間以及萬物間的共通這一最終目標。這種深遠的全球共通理念不僅促進了信息的廣泛流通，還突破了人們的認知邊界，引發觀念的交流與碰撞，塑造了一個互聯互通、思想交融的新世界。

四、互聯時代的“撕裂”：全球共通的挑戰

在數字技術迅猛發展背景下，全球互聯程度前所未有。數字傳播已成為人類社會主導性的傳播新範式。如果說傳播的全球化代表了古典國際關係和傳播觀念的根本變化，那麼，共通則意味著在數字全球化進程中，人們在信息、文化和價值觀的交流上實現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和互聯。但是，這種向新行動者和新層麵的全球轉變並不意味著傳播沒有限製或局限。數字鴻溝、虛假信息和文化衝突等仍然是必須麵對和解決的挑戰。當前人類社會正麵臨新一輪控製危機和控製革命。以ChatGPT和Sora為代表的智能傳播正在帶來人類社會信息傳播範式的又一次根本性轉變，將極大改變現有的傳播規則、傳播秩序以及傳播倫理，是一次社會權力的再轉移和再分配，將給科技、經濟、社會、政治和國際秩序等各個層麵帶來重大變革與巨大衝擊。AIGC技術的發展將加劇全球範圍的技術壟斷與偏見、信息汙染與失序、技術依賴與專業失守、智能鴻溝與素養赤字。這也意味著舊有治理範式的失效和缺失。

互聯互通是“數字共通”的題中應有之義。吳飛在提出這一概念時就意識到，對於共通的撕裂和阻隔不僅存在於物質技術層麵，還存在於信息層麵的遮蔽以及價值觀層麵的對立與極化。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孤立，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與“脫鉤”，意味著數字時代的全球共通正麵臨著諸多方麵的挑戰。當前，“衝突”已經成為國際傳播的核心圖景，可以劃分為權力衝突、敘事衝突、文化消費衝突和身份政治衝突四個類別。“全球性危機”成為近年來國際傳播領域最受關注的熱點，“武裝衝突”“危機傳播”“永久性危機”等相關議題熱度居高不下。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共通不僅要麵對技術和信息的屏障，還需要調解文化和價值觀的深層次對立。而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前提是深刻理解全球共通麵臨的挑戰，即“反共通”的核心因素。

一是基礎設施及國際話語權壟斷加劇。基礎設施是實現全球共通的物質技術基礎，也是各國競爭的關鍵領域。擁有先進數字基礎設施和技術優勢的國家，在國際話語權上也占據主導地位。二是國家利益分化與全球安全形勢緊張。數字技術和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各國利益更加分化，這種分化既體現在經濟和政治利益上，也包括在技術標準和網絡治理上的競爭。各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利益衝突。三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的分野。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傳播基本理念，有學者提出當前國際傳播仍然存在意識形態溝壑和戰略競爭的壁壘。四是主體間認知差異與偏見強化。雖然世界在基礎設施和信息數據層麵愈發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但是，主體間的共通卻沒有因此更加緊密。時下，“碎片化”傳播勢不可擋，已成為我們不得不麵對的國際信息傳播新形態。

五、共通預示了國際傳播學科的全新可能性

“共通”正在上升為數字時代整個學科的新的使命。對於“通”的阻隔，吳飛認為包括物質技術層麵的斷離，事實信息層麵的遮蔽，價值觀點層麵的對立與極化。若要解決“通”的問題，需要在物質基礎、技術手段、製度安排、政策導向上保障重塑進程的可操作性、可控製性和可持續性。如何在基礎設施層麵、信息傳遞層麵、文化認同層麵達成具有可行、可控、可持續的“共通”將成為世界各國共同努力探索的重要目標。

隨著生成式AI的大規模爆發，國際傳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AIGC不僅“可以在信息檢索和內容生成的過程中降本增效，促進人機協同”，還能依靠海量的數據資源和強大的算力資源創新敘事模式和降低“文化折扣”，幫助講好中國故事。對主流媒體而言，“AI+”技術既可以為其內容拓展提供良好支持，又可以助其實現“點態國際傳播”，更好鎖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受眾。但智能不是人腦（或類腦）的產物，也不是人自身的產物，而是人、物、環境係統相互作用的產物。全新的人機融合的合成社會即將來臨，人的主體性缺失將使得倫理問題被前所未有地激化。人與技術的關係不僅將成為數字文明重點關注對象，還將是數字時代下國際傳播的關鍵性任務。

傳播學科自身的界定正是伴隨著國際傳播實踐的展開。傳播學開創者施拉姆在《傳播學的開始：一個人的回憶錄》中預言“傳播”在不久的將來通過進一步的知識整合而成為一個更大單位的人類行為科學。從學科發展角度來看，過去國際傳播一直是傳播學的一個重要領域，但不是一個學科。傳播是一種行為，而共通則貫穿基礎設施、信息、傳播、社會、人與人、人與機器、機器與機器等一係列層次的複雜過程。因此，全球共通不僅作為人類之間信息交換和相互了解的載體和表現形式，也體現了人與人之間、人與機器之間、機器與機器之間的互動關係。智能傳播的主流化標誌著數字傳播學的全麵確立。當國際傳播上升到全球共通，就具備獨立學科的內涵和外延。我們認為，國際傳播首先是社會科學，但是必須兼具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真正以人為本，全麵融合各個學科。作為共通的國際傳播本體的確立，是國際傳播成為引領性學科的關鍵，也將為其上升為一級學科創造條件。

國際傳播的學科價值與意義與一國的發展進程相關，一定程度上也彰顯了一個國家融入世界、影響世界的程度。數字時代，國內傳播與國際傳播將逐漸實現一體化融合。“所有國內傳播都是國際傳播，所有國際傳播都是國內傳播。”這種觀念日益需要成為決策者的基本意識，成為民眾的基本意識，成為我們的一種自覺。國際傳播的中國使命，就是推動“讓中國融入世界，讓世界認識中國”，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獨特的貢獻。

（載《傳媒觀察》2024年第6期，原文約13000字，標題為《全球共通：重新定義國際傳播——重估國際傳播的本體與時代使命》，此為節選，注釋、圖表等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傳媒觀察雜誌”公號全文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9bKuYBbksq9-2HXnWyRW7A。）

【作者簡介】方興東，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常務副院長，烏鎮數字文明研究院院長

鍾祥銘，浙江傳媒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訪問學者

謝永琪，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何可，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