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聞業危機之一是新聞話語危機。多年踐行的傳遞信息的新聞話語,因內卷化和信息超載而陷入僵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新聞傳播研究所研究員張立偉在《傳媒觀察》2024年第6期刊文,認為突破僵局,亟需敘事轉向。媒介觀需從“傳遞信息的媒介”轉向“生產意義的媒介”,受眾觀念需從“信息短缺相對無知的受眾”轉向“信息超載相對知情的受眾”。敘事轉向,主要運用五大紀實手法:結構、時間、空間、視角、編碼,協調事實、圖景與真實性、客觀性的關係,為受眾報道公共生活的真實圖景。
“新聞業危機”已被多方研究,論述較多有受眾流失危機、媒體盈利危機、記者倦怠危機等。本文討論一個較少引起關注的視角——新聞話語危機。多年踐行的傳遞信息的新聞話語,因內卷化和信息超載而陷入僵局,加劇了受眾流失、盈利下降、記者倦怠,等等。以大眾傳播媒介為主體的專業新聞業,亟需突破僵局的敘事轉向。
一、信息話語僵局
對記者而言,快速可靠地提供信息是新聞業的首要任務。盡管信息環境今非昔比,“信息告知角色仍然是新聞活動的核心,也是這個專業(或手藝)做得最好的部分。”這做得最好的部分,如今恰恰受到嚴峻挑戰,陷入了行業僵局。
信息話語怎麼產生僵局?原因有傳遞信息內卷化,有信息超載大環境,其導致或加劇五大難題:
難題一:報道同質化愈演愈烈。隻要有“兩家”媒體報道“同一”新聞事物的運動與變化,信息就必然同質化。報道同質化導致競爭內卷化,大家都搶新聞,卻因墨守成規而停滯不前。網絡的出現,加速了同質內卷化,同質化報道“一齊”呈現於網絡,也更容易讓受眾發現、產生厭倦,加劇受眾流失的危機。
難題二:新技術不歸誰專有。以數字、網絡、移動為基本元素的新信息技術,有利於傳遞信息。然而,媒體所用的“新技術”大都是成熟的大眾化技術,進入門檻很低,如幾乎成媒體標配的“兩微一端”,其建立不難,但維護難,更難的是從同質化森林中脫穎而出。新媒體建設入不敷出,加劇媒體的盈利危機。
難題三:競爭對手愈多愈強。以上兩條,是信息話語陷入僵局的內因;還有外因,即傳遞信息(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同一條跑道,擠進太多太強的競爭對手。原生新媒體崛起,一邊搭建平台,聚合海量信息;一邊開發算法,對用戶個性化推薦。平台與算法都是傳統媒體的弱項,這進一步加劇媒體的盈利危機。
難題四:記者“收益努力比”下降。這是內卷對個人的含義。信息的即時性、轉瞬即逝性讓記者愈來愈累,創造的價值卻不高。信息的即時性不僅使記者身體疲憊,更讓他們有一種喪失鬥誌之感,加劇了記者的倦怠危機。
難題五:信息生產能力擴張高於需求增長。當前信息生產有四大主體:UGC(用戶生產內容),OGC(機構生產內容),MGC(機器生產內容)和PGC(專業生產內容)。UGC和 OGC加入,已經信息過剩;MGC還有人工智能加持,信息海量湧現。擔心被人工智能代替進一步加劇記者的倦怠危機。
以上難題交纏惡化,結果就造成行業僵局。
二、敘事的突破
認識僵局是突破的前提。僵局根本原因是內卷,衝破內卷化,可借助外生變量。幸運的是,這變量對新聞業並不陌生。
邁克爾·舒德森認為有兩種新聞模式:“信息”與“故事”,從新聞立“業”就相伴而行。後來,信息模式成主流,故事模式居於邊緣。然而,1980年代,全球發生了“敘事轉向”——重視敘事及其社會意義。敘事轉向的心理學領軍人物是傑羅姆·布魯納,他把敘事定位到認知,論證敘事是正當的認知方式。布魯納認為人類認知有兩種模式:範式思維與敘事思維。前者為自然科學所倚重,後者在人文-社會科學更常見。兩者以不同的方式組織人類經驗,解釋或建構現實世界。它們互相補充,沒有孰優孰劣,也不能將一種還原為另一種。
全球敘事發生轉向,新聞界卻強化信息模式。信息短缺時,信息模式有用;如果信息超載呢?那就來了麻煩。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星壇報》報道《橋太老了嗎?橋墩間諸多橋段修補延誤》,警告大橋沒能按時整修。接下來6年,每年都有相關報道。到第6年,大橋在交通高峰時倒塌……
大橋該修的新聞報道了6年,為什麼全城人都不放在心上?報道的作者分析,網上信息太多了:炸彈恐慌、性侵、殺人、搶銀行……這些信息轉移了大眾視線,“大眾忽視重要信息……和互聯網有關”。
布魯納說:“敘事的本質需要有行為的主體、場景、方式、對象和目標”,“(敘事)不僅涉及行為者實施某一行為或達成某個目標的過程,還必須要有某個困境、某個問題使之成為完整的故事。”大橋該修就是一種困境!如果加入行為主體,情況或許就會不一樣。敘事必須“見人”。沒有敘事主體,就沒有敘事。上述報道中,記者疾呼大橋該修,這就有了故事的核心——“衝突”,以及故事的基本結構——“主人公-困境-解決困境”。6年的持續報道,疾呼者會遇到反對者,繼而衝突加劇,“人與物”的衝突擴展為“人與人”的衝突,於是新聞生新聞、故事產故事……反對者再遇到疾呼者的支持者,雙方博弈對抗,進而新聞有生機,故事出新意……如此,相關報道就有可能吸引受眾,引發關注。
敘事突破,不僅能解決難題三,還可以解決難題五:信息生產能力擴張高於需求增長。不再對超載信息疊床架屋,而是滿足受眾新需求。信息超載為新聞提供了機會,麵對烏泱泱、亂哄哄的信息,“人們努力把握瞬息萬變的時代的含義。人們探索途徑來組織和解釋這個世界。人們需要故事。”
蕾切爾·卡森曾麵對比“橋太老了”嚴峻得多的困境:1950年代,社會普遍認為殺蟲劑是人類的福音,而她要講濫用殺蟲劑的危害。“毒害”信息準確,但同“人們現有心理狀態”矛盾太大,隻會妨礙接受。當時,全世界關心核輻射,有大量關於放射性沉降物的輿論宣傳,卡森靈光乍現:把核輻射作為濫用殺蟲劑的隱喻!於是有了著名標題:《寂靜的春天》。繼而有了經典的導語:
“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比如,鳥兒都到哪兒去了呢?許多人談論著鳥兒,感到迷惑和不安。園後鳥兒尋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戰栗得很厲害,飛不起來。這是一個沒有聲息的春天。這兒的清晨曾經蕩漾著知更鳥、貓鳥、鴿子、㭴鳥、鷦鷯的合唱,以及其他鳥鳴的音浪;而現在一切聲音都沒有了,隻有一片寂靜覆蓋著田野、樹林和沼澤。”
蕾切爾·卡森成功的秘訣在於她不直接講信息準確的“毒害”,而是以“寂靜的春天”展示了一個“世界末日”的景象,以此來告知受眾濫用殺蟲劑的危害性。
三、生產意義的媒介
新聞業的未來,部分取決於相關社會場域,部分也取決於新聞人的願景——我們希望它走向哪裏?準確地說,新聞業的未來,取決於兩者的磨合。
正如有兩種新聞模式,也有兩種媒介觀:作為技術(包括基礎設施)的媒介和作為意義生產過程的媒介。西皮爾·克萊默爾較早討論兩者,她用的是“器具視角”和“傳媒視角”,她認為“任何把傳媒當作信息的外在運輸工具和載體來理解的理論,恰恰都沒有抓住傳媒的非器具性維度”,即生產意義的維度。“傳媒不僅服務於信息的傳達,更重要的還在於傳媒自身……從根本上被賦予了參與生產意義、而不僅是傳遞意義的力量。”
信息是“事物呈現的運動狀態及其變化方式”,意義是“對另一件事物而不是對自身的意圖”。信息在事物自身,意義在事物之外,這是兩者的根本區別。傳遞信息的媒介報道事物本身,如“橋太老了”,且信息與意義均限於此事,如“諸多橋段修補延誤”。這種傳遞必然導致同質化。生產意義的媒介報道事物之外,如濫用殺蟲劑走向“寂靜的春天”,且由此及彼,生產出全新意義,如汙染環境——與“核冬天”殊途同歸!這樣的報道更容易達到傳播的效果和目的。
兩種媒介觀,伴隨兩種受眾觀:相對“無知”的受眾與相對知情的受眾。傳遞信息的媒介繁榮多年,主要麵對的是地域區隔、信息短缺、相對“無知”的受眾。當初,CNN把自己看作“新聞特使”,決意創立第一家真正的“全球信息公司”,並收獲大批觀眾。而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興起,信息超載,受眾知情度提升,CNN收視率猛跌。CNN的困境,是信息話語危機的病理切片。麵對相對知情的受眾,擺脫危機需要生產意義的媒介——幫助受眾把握信息混亂時代公共生活的意義。正如以賽亞·伯林所說,要回答“所有的人真的都是兄弟嗎”這個問題,隻弄清楚“兄弟”的含義是不夠的,它還需要情感。這正是敘事所擅長的領域,敘事結合著意義與情感。生產意義的媒介,需要成為敘事轉向的媒介。
“後真相”認為情感比事實重要,這引起新聞人的恐慌。其實,隻有“信息特使”才會恐慌,因為“傳遞”信息,情感不是必選項。但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為什麼能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因為她的描述采用的是激發情感和引發注意力的方式。此類情感,一旦被激發出來就不易消失:情感引發注意,情感記憶深刻,情感推動行動。所以媒介生產的意義要讓受眾接受,就必須進行敘事轉向。
四、公共生活真實圖景
生產意義的媒介,聚焦於服務公共利益,後者是新聞事業作為社會製度存在的理由。戴維·萊夫說:“新聞的……核心……是一個相對簡單的觀念,即新聞傾向於描述其所處的公共生活的樣貌。其有3個關鍵點:受眾(“其所處的”)、公共生活、真實圖景(“樣貌”)。
媒介的首要任務是講述受眾的真實生活,不得遺漏或離題,更不能刻意隱瞞。在公共性上,媒體應聚焦具有公共性的現實事件,將私人的留置於私人世界。就真實圖景而言,新聞敘事涉及讀者與作者的主觀性,產生主客觀之辯。
客觀性隻能“改善”不能“抵製”,它是新聞真實的根基。而新聞客觀性的特征,是主客觀(記者與報道對象)互動建構起來的。從采訪到創作,記者的主觀性成為客觀性不可離棄的部分。主觀怎麼達到客觀?其關鍵是,主觀介入是運用五大紀實手法——結構、時間、空間、視角、編碼——非虛構報道事實。
上海電視台1993年的紀錄片《毛毛告狀》,湖南農村的“打工妹”抱著3個多月的私生女毛毛,到上海找爸爸。男方不認孩子——“打工妹”一紙訴狀將他告上法庭。小說家王安憶認為,這個紀錄片以“真實”挑戰了文學,推翻了文學中“很多虛偽的東西,假的東西”。如何挑戰?就在於其運用了五大紀實手法。
一是空間。選擇事件空間進入文本,呈現選題立意。如果報道上海本地的男女糾葛,隻是常見的城市八卦、家長裏短的閑篇。而采訪湖南“打工妹”赴上海認親,有以“民工潮”為載體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婚戀關係;有大上海接納外來移民,消除偏見與歧視的城鄉關係;有外來“打工妹”向這城市討還自己的權利,爭取自己利益的新女性形象。
二是視角。比傳遞信息的視角立體豐滿得多,敘事視角既有記者(A),又有劇中人毛毛媽媽(B),還有涉事男方(C)。男女各方以不同視角看待同樣的事實,構成衝突起源的圖景。
三是編碼。主觀介入的,不僅有記者,還有媒體這一“超級敘述者”。媒體有源於“媒介能力”擅長的編碼方式,以有力的視像開場與結尾表露故事與議題的來龍去脈,給觀眾留下眾多懸念……
四是時間。以敘事時間重排事件時間。事件時間,是雙方“先”失和,女主“後”來找男主。敘事時間把“先後”次序打個顛倒,“先”出女主敘述來上海找男主的經曆,“後”由男主敘述雙方為何失和及回避的緣由。敘事時間的倒置,既表達敘事者傾向,也“先入為主”引導受眾的觀感。
五是結構。其表達報道主題。上半部,男女衝突及過程回溯,把懸念墊高拽滿,讓觀眾愈來愈揪心:男主到底認不認女兒?下半部,把釋放懸念呈現為過程,社會介入苦情戲一波三折。最後通過親子鑒定、法院判決等情節,完成了男主含淚愧疚認妻、認女的故事講述。結構完滿表達雙重主題,一是新聞主題:“外來妹”進入大上海所遭受的委屈與奮爭,以及收獲主流社會的法治與溫情。二是故事主題:願天下反目戀人重歸於好!
敘事轉向中,新聞敘事如何協調事實、圖景與真實性、客觀性的關係,“敘事”能否取代“信息”,成為報道前沿的核心問題。王安憶說:《毛毛告狀》“出奇製勝之處在於這是真實發生的,就在我們身邊,是你我他中間的一對男女,它徹底地寫實,比現實主義創作更加現實主義,它一下子把大家所有人都征服了”。非虛構“現實主義”的關鍵是運用五大紀實手法,各種手法及其搭配,都要求記者學無止境、精益求精。由此解決信息僵局的難題四:記者“收益努力比”下降。
難題四是新聞業作為專業的根本難題,在當代變本加厲。專業與業餘相對,專業的就是技能熟練的、經濟有償的。專業的一般標準,是“擁有核心技能,需要高水平的培訓、技能和判斷力,以及係統的知識體係”。以之衡量新聞業,“一個明顯的障礙是,盡管存在許多培訓項目,且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工作變得更加複雜,但新聞業仍舊缺乏確定的、特有的基本知識或技能……新聞工作者所聲稱其具備的技能要麼是非常普遍和基本的,屬於經驗法則;要麼是需依靠天賦和直覺,而無法通過培訓來維係。”
1991年的海灣戰爭,是CNN的高光時刻。但“海灣戰爭結束後,CNN失去了80%的觀眾”,“從那以後,CNN的收視率一路下滑”。受製於“客觀素材”,觀眾“注意力”往往隻會曇花一現。信息新聞的困境促使我們向敘事轉向,使新聞報道重獲尊嚴。如果我們真正認識到敘事的重要性,新聞就會贏得更多生存空間;如果我們無視記者作為“說書人”的根基——新聞就會陷入危機。敘事轉向,鐵核心是新聞業務,但也涉及新聞專業、新聞製度,進而波及新聞研究、新聞教育,它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
最後以傑克·魯勒的話結束本文:新聞與人的生存的所有範圍廣泛的問題密切相關……新聞學必須大大拓展其有關故事和公共生活的視野……有關公共生活的最為複雜的現象,從出生到死亡,都將在新聞的戲劇性和引人入勝的描述中得到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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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傳媒觀察》2024年第6期,原標題是《敘事轉向:突破信息內卷的新聞話語危機》。全文約10500字,此為節選,注釋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傳媒觀察雜誌”公號全文鏈接: https://mp.weixin.qq.com/s/bOyphhNO0mt1XB4HHAXK0Q。)
【作者簡介】張立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新聞傳播研究所研究員